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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朱約信，音樂法號豬頭皮，自90年代起混跡樂壇，見證過台灣唱片業盛極轉衰，仍不改其志，保持豐沛創作力，去年發行《人生半百古來嘻》專輯，今年又開《我是神經病》專輯復刻募資，旁人觀其外型與音樂看似放蕩不羈，實為不變。除了音樂人身分，他也是知名黑膠收藏家，曾任職大學通識課教師，說得一口好流行音樂歷史。許國隆，經營唱片行三十餘年，內外兼修，專門指點音樂迷津，無論是硬體疑症或聆聽美學。晚輩一梯退三步，多尊其為「苦桑」。
小白兔音樂通訊編輯群到了台南的傳奇唱片行惟因唱碟（1987年創立），由江湖人稱苦瓜道人的老闆許國隆與朱約信對談。以解嚴前後為圓心，從台語創作談到禁歌；從商業化的音樂與音樂品質的辯證，無所不包。兩個人視覺年齡加起來超過百來歲，但加總起來的音樂知識，只怕還更多，對沉迷於音樂的眾生來說，他們是活著的音樂備忘錄。
以下編輯簡稱為「編」，朱約信為「朱」，苦瓜道人為「苦」。
編｜從《我是神經病》開始從那時到現在超過二十年，那時候的神經病跟現在的神經病你看起來如何？
朱｜1994到現在，二十幾年了啊..。
苦｜那時候《我是神經病》有前驅性但事實上沒有影響力。
朱｜哪會沒影響力？！大支那些有的沒的新銳饒舌歌手都被我影響，現在在做嘻哈的所有人都聽過《我是神經病》。我也是被《抓狂歌》影響阿！啊大支也好還包括那些不精囡仔Leo王、人人有功練，連台中混血兒那邊臭屁囡仔都聽我的歌長大的。
苦｜但是你後期的歌又不好聽....。
朱｜是你這個人太嚴肅了，你就是那種Bob Dylan開始唱情歌就說他變質了的人，伍佰開始做流行歌就覺得變質了。
苦｜伍佰一向就是商業的啊。
朱｜伍佰最一開始也有想要商業但做不出來的時候，我也是這樣啊；我也是很想做商業但是也商業不起來啊。
苦｜啊你就不去寫可以迎合大眾的...。
朱｜如果我是做迎合聽眾的歌，就不用那麼累了。我們有印象的音樂人，Bob Dylan也好、Pete Seeger也好，他們也有一部分迎合聽眾。但是他們大部分是發自內心做的，所以我們做東西要是能迎合聽眾也是一種能耐，也不用說人家怎樣，伍佰有那個能耐張震嶽有那個能耐。但是我們做出來的東西想要迎合人家卻迎合不了，或是不想迎合別人，或者沒人理你，那都不是重點啦！可能這個東西剛好有遇到聽眾，像〈挪威的木頭〉那個死人骨頭可能也會影響一百個人我也不知道。
苦｜看得很開，很好。
苦｜你現在是台灣最有創作力的樂手！
朱｜阿又沒有人要聽！不過CD還好，出了一千張賣完，我宣傳了四十幾場，獨立書店、小型展演空間，從一月宣傳到十月。現在做復刻黑膠都是讓自己更累而已，我是因為在路邊遇到樂迷說《我是神經病》這麼經典但是都絕版了，但是黑膠做五百張現在才賣了一百多.....。
苦｜黑膠的文藝復興本來就是假象阿！
朱｜我也是對好有感覺的郭哥很不好意思，寄過去賣不完又寄回來
苦｜我這邊是五張賣了四張。
朱｜就要是這種地方才比較賣得出去啦，其他地方很難。那現在《我是神經病》是用募資預購的，已經有四百多張銷量就還好。
《我是神經病》是成功商業化的產物－苦瓜道人
苦｜那《鵝媽媽要出嫁》(編按：鵝媽媽出嫁--楊逵紀念專輯)甚麼時候要做？
朱｜鵝媽媽沒有辦法復刻啦誰要買....？而且版權的關係，裡面陳明章那首一定要拿掉，但是他那首又很重要。
苦｜我是認為朱約信最好的時期大概就《貳》、跟楊逵《鵝媽媽要出嫁》，到《我是神經病》就差不多了...。
朱｜《我是神經病》不行了，你這種人喔（指苦）就是只要商業化就不行，不喜歡了。
苦｜沒阿，我是說你剛好到那邊商業化很成功，再後面的商業化就不行了。
朱｜我後來為什麼變商業，因為遇到生意人嘛。因為阿達（水晶唱片任將達）就不會做生意啊。Bob Dylan的第一張1963年也是生意人去操作的，他才變成一個知識青年的代表，哥倫比亞唱片可不是小間公司。
苦｜所以你那個《我是神經病》雖然說是商業化的產物，但以流行歌詞來說還是有意義，是rap的先驅嘛，那很重要，但是後來你還有什麼？
朱｜我現在就還可以苟延殘喘。
苦｜像最近出的〈挪威的木頭〉就沒有什麼影響力
朱｜慢慢來啊，說不定幾十年後。
苦｜朱約信是創作力真的比較旺盛，其他人比不上他。
朱｜有這句就夠了。
「年過五十還是要繼續做那些裝瘋賣傻的東西，不能做一些嚴肅的」－朱約信
朱｜未來兩年三年還有機會做唱片的話也可能換個風格，因為我去年出的專輯從頭到尾都在搞笑。有時候會遇到以前的老聽眾，一個老醫師，就說「朱小弟，你能夠認認真真做一張音樂嗎？」他覺得我這張起笑落癲的也不錯，但是他希望我能夠認真做一張。像是台南的徐玫怡也是這樣。我在水晶唱片第一張的記者會只有兩個人來，一個是聯合報的誰我忘了，一個是徐玫怡；他現在都在台南一天到晚寫她兒子的故事，我在臉書遇到請她美言兩句，她說，「朱約信永遠都不正經，我想說過了五十應該會正經一點還是沒有」。
苦｜現在聽《我是神經病》、《恆春兮》都還是很快樂啊，這很重要，音樂要能讓聽得人感到快樂。
朱｜所以我未來還是要繼續做那些裝瘋賣傻的東西，不能做一些嚴肅的東西…
苦｜你不會跟他說台灣就是需要你這種不正經。
朱｜沒有啊，人家聽音樂的像苦桑你們現在愛聽的音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嚴肅音樂。
苦｜No No No我是找你們這些能做出不一樣的東西的，像Bob Dylan後期哪有什麼好聽。
朱｜也是很嚴肅啊，這幾年就是《Modern Times》，像是Billboard Top10裡面的
苦｜苟延殘喘而已啦，那個我沒在聽，現在反而是聽民族音樂。
朱｜你看，就很嚴肅。
苦｜那個很草根性的，在台灣你們音樂人甚至對草根性的東西也沒認知所以沒辦法融入音樂裡，所以為什麼很多人不能接受你們那些獨立音樂......。
朱｜所以你現在是說獨立音樂沒市場就是了？
苦｜獨立音樂本來就要沒市場才叫獨立音樂。
朱｜如果有市場就不能叫獨立音樂？
苦｜如果有市場就是可以寫好聽的歌早就不獨立被人家收編了啊。
「研究音樂、寫音樂報導是虛晃一招的事情啦」－朱約信
朱｜這是倒果為因。歌寫出來也可能剛好遇到龐大市場，像草東他可能也是從內心出發不是為了迎合聽眾啊，但是為什麼這個團也是從內心出發但就不紅啊這個從內心出發就紅。所以說，研究音樂、寫音樂報導是虛晃一招的事情啦。
苦｜對啊這真的啊，問題是音樂，你不用問他什麼發自內心，這沒人要管，人家只在乎好聽不好聽能不能打動我，流行音樂就是這樣啊，你說那什麼載道不載道那都沒差，聽的人是要讀者取向的，你（朱）寫一定是你心目中有自己的聽眾。
朱｜沒有我沒在鳥別人的。
苦｜喔那這樣最好，啊你有覺得你這幾年風格有什麼改變嗎，從《我是神經病》之後？
朱｜《我是神經病》之後，我中間又做一個原住民的舞曲《和諧的夜晚》，又做《傲骨人生》那是搖滾嘛，那有得金曲獎：後來做搖滾主耶穌，那是服務原住民的教會，長老教會就是想說要去資源比較少的地方服務。
苦｜所以搖滾主耶穌在原住民的地區比較多人知道？
朱｜搞不好喔。我們這個樂團只要有一些交通費，找一些很爛的PA就去了，東借西借有聲音就好了，我這十幾年都在忙這個。台北、高雄、台南、台中這些大都市都已經很多教會樂團了在拼市場，多半都唱華語連長老教會也可能唱華語，所以我們長期來說就是往鄉下跑，都市大概不用我們服務。像靈糧堂教會那麼大一間他們教會有四五個樂團在輪，哪輪得到我們啊。
苦｜啊你台語歌寫這麼多你覺得後來這些新的新台語歌謠運動？
朱｜新台語運動就那兩、三年而已...。
苦｜我知道，阿當初新台語歌的每張專輯還不是都不合格..，但是後來現在也是有人在唱台語歌我也是把他們都算進去。
朱｜伍佰的錯誤其實很少，今年他的新專輯《釘仔花》我有斟酌聽，從頭到尾可能只有一兩個錯。但是回頭來說，林生祥的音樂真的不錯。
朱｜受到新台語運動台語歌影響最近的台語歌比如說？
苦｜那我們講謝銘祐，他的台語有夠資格嗎？
朱｜謝銘祐我覺得很好聽。謝銘佑台語一百分的話，大支大概五十分，很多都是錯的。
謝銘佑台語真得厲害，我去高雄大港開唱遇到謝銘佑，我表演完遇到他，就問他「你唱完了嗎？」，謝銘佑就說：靠北阿沒有人在講「唱完了」，是「唱好了」，唱完了就完了。所以說他台語真的好，他的專輯《舊年》，實在很厲害，我去金音獎也遇到他，就坐他後面。
 
放歌中.....這到底是什麼語言？
朱｜這是廣東話嗎還是客家話？(編按：世新大學廣電系畢業製作《普通代誌》專輯)
苦｜你就知道嚴重性了吧！
苦｜主要是我這邊後級還沒開啦，聲音還沒開...。
朱｜他們還是很努力做啦，但是歌名這個〈浮島城市〉跟〈大食怪〉都不合理，但你也不能說這一定不對啦，可能給唱片公司包裝一下，就變成了新的語言。但是像布袋戲裡面很多唸法就很明顯有很多問題，像是「鮮血淋漓」，到底是不是這樣講，說不定他有去研究，有可能是中文硬翻的。
苦｜但你看布袋戲一定有個習慣是看字幕嘛，所以就是連結那個字幕你才去了解，如果沒有字幕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所以台灣的小朋友都是看字幕長大的，不是用耳朵聽。
編｜最近還有一個樂團叫「淺堤」，老師有聽過嗎？他們也是唱台語。
朱｜他們是高雄人對吧，有一半是對的，也有很多發音是有問題的；另外有一團叫孩子王，他們也是寫台語的，有一首主打歌叫〈走鐘〉（tsáu-tsing），但是他唱出來是「走症」的人生，那症頭就走掉了嘛。
我有在中央廣播電台做一個台語歌的節目，像糜先生他們都唱華語的嘛，那他們有一首台語的叫囝仔，有句歌詞是「我就是一個驕傲的囝仔」很讚阿，結果驕傲（kiau-ngōo）也倒音。
所以說起來這些就是都還不差啦。
編｜那川秋沙呢？
朱｜川秋沙他們嘗試那種很實驗的東西，他們有一個專輯叫白噪音他們直接唱pe̍h tshò-im啊，我就問他們說那是什麼東西？（笑）那就是他們的實驗嘛因為白噪音就沒台語嘛。白噪音我們念得出來，但是就沒這種東西嘛，對不對！但是他們那是比較實驗的，我也鼓勵他們，他們也做得不錯，但是老實說沒什麼市場。
編｜就賣我們這種人啦。
苦｜這種小眾的都沒市場啦。
朱｜不然草東怎麼會那麼紅你說給我聽，草東也很偏啊。
苦｜那就跟滾石一樣做十張中一張啊。做獨立一百張剛好中一張就中一個草東。
朱｜你覺得他們好運就是了。這寫音樂報導的一定不同意他（苦）說草東是僥倖啦。
苦｜你就知道台灣的樂迷這些聽眾水準就真的很差。
朱｜水準真的很差。
苦｜尤其漢民族的水準特別差。
「台灣的聽眾愛聽草東真的是因為中國因素影響」－朱約信
朱｜第一次聽草東的歌以為是阿六仔的團，專輯的名字叫做什麼《醜奴兒》誒那是辛棄疾的詞牌啊我就想說這個阿六仔團，那咬字喔，真的是非常非常聽不下去，所以台灣的聽眾會愛聽草東真的是因為中國因素影響，你看大支要做大也不大到哪裡。
編｜那23年之後再出的《我是神經病》對台語的復興有沒有幫助？
苦｜但其實台語歌的資源也很豐富，像是江蕙，她翻唱了很多老歌，像是〈生活苦〉，我覺得要學台語應該要從主流的台語商業市場去找，而不是《我是神經病》這種批判性的東西，這是後設的東西。
朱｜另外，我跟你說，這幾年的客家音樂很興盛對不對？羅思容還有謝宇威，那是因為有客家委員會在背後支持，客委會要去馬來西亞泰國宣揚國威，就會請他們去唱。
苦｜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成立一個福佬委員會。
朱｜敬請支持成立台語公共電視台。這幾年客委會在推動客家音樂，我聽不懂客語，那些音樂當然是不錯，但是你說那些客語歌曲的詞跟曲，到底是到哪個程度，也很難有人去證實。所以你去問馬世芳，他說林生祥是最厲害的創作者，但是如果他寫台語…的話；阿他大佛普拉斯是台語歌，但那不是他寫的，那是王昭華的詞，昭華台語也很好。所以如果這些樂評人或廣播人也都懂客語，那可能就會更能檢驗這些客語歌詞。
那些被政治禁掉的歌
編｜你當時有在聽禁歌嗎？
朱｜禁歌是後來才有在研究。
苦｜你為什麼會出那個《現場貳》？
朱｜因為阿達。
苦｜你當初一定有看黨外的雜誌、黨外的書。
朱｜那個我們家整屋子都是啊。
苦｜那你抗議的歌曲有受Bob Dylan影響嗎？
朱｜應該是受到邱垂貞影響比較大哈哈哈。我們大學二年級是1986，隔年才解嚴，解嚴前後要是常去演唱會場常常都是邱垂貞在唱歌。
苦｜對對他有出一套台灣的歌？
朱｜他出好幾套甚至連黃昏的故鄉都有，我就是在台下聽然後學起來。他也有唱韓文歌，跟邱晨合作的，邱垂貞現在在桃園，啊他現在比較失志，他老婆在做桃園文化局長。但是邱垂貞很重要就是了，有時候我出去演講會有人發問，那個九十年代我就聽邱垂貞唱，甚至連《萬年國會全民改選》也是從邱垂貞那邊學來的，是國際的勞工歌曲改編。
編｜那這些都影響到你後面的創作？
朱｜對啊包括1989年的《抓狂歌》也是。
編｜包括望花補夜？
朱｜望花補夜那收錄在辦桌第一張1991年，楊逵是1992，我是神經病1993
苦｜楊逵那張我覺得很重要，每次聽都覺得很像Pete Seeger。
「出版法廢止後，人的思想還是會被控制，是遍佈全台所有的電台、電視台的，會自我審查」－朱約信
苦｜是說討論台灣的禁歌事實上都跟音樂、商業的市場有關係，因為他要公播，要上電視台，所以要送審。送了審才會變禁歌啊，你不送審怎麼會變禁歌呢？像《萬年國會全民改選》那根本沒有禁，所以所謂的禁歌事實上還是就商業音樂市場在討論？
朱｜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就有送審。
苦｜有經過送審才會變成禁歌。
朱｜那時候已經慢慢在廢止出版法，青黃不接，新聞局沒法律可管，結果警總直接跑去水晶「欸你們這邊在什麼什麼..」就直接從印刷唱片那邊擋住了。但那時候就是出版法好像差不多廢止但又好像還沒，所以就亂七八糟，趙一豪的專輯名稱才要「掏出來」改成「收回去」，才會說是全台灣最後一張禁歌，但是出版法廢止（1999年）後，人的思想還是會被控制，是遍佈全台所有的電台、電視台的，會自我審查。1994年我出《我是神經病》，寄去中國廣播電台，馬上被倉庫的管理員用膠布黏起來放在倉庫生灰。
那個時代差不多每一年有一遍或兩遍會抓一些盜版的卡帶跟CD嘛，丟在柏油路給壓土機輾過去啊，我那張就被拿出來一起處理，我的是正版的耶！！啊我怎麼知道這故事，吳建恆跟我說的；吳建恆那時候是中廣裡面的助理，現在是大主持人啊，那時候什麼羅小雲都不能放。就跟你說，那個警總啊警廣已經進入人心中了，他不用去行文批示「你這不能放這你可以放」。早期在收唱片時收到什麼鄧麗君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被油漆畫一個在那，讓唱針過不去，現在都很珍貴的，有人是當作寶貝在收。有時候第五首被用刀子刮，變成不能播啊，上面寫「本A面第五首不得播放」鄧麗君很多禁歌，一些三八歌曲嘛。
那真的是禁歌的時代，後面沒禁歌但是這種控制人民的思想沒要讓人民的東西出來已經深入民心，那再後面比較年輕的主持人才沒有受到影響。
苦｜你去送審被人審查就變禁歌了啊，就很簡單。例如水晶唱片他當初送審被禁，就表示他可能想把東西送電視台跟廣播電台打歌嘛，有那個商業的動機在。
朱｜沒有啦，水晶唱片一直出到趙一豪的時候還是有出版法，按規定一定要送審，但是水晶之外的根本沒在管。
苦｜水晶後期不是索引唱片跟寶麗金，所以他就需要商業推廣就一定要送審嘛
朱｜對啊，但在市場以外還有很多那些民進黨的場，像民進黨1987還有一些卡帶。
編｜當初野百合學運，林暐哲他們組拆除大隊，那也是卡帶嘛，感謝老賊是A面還是B面？
朱｜A面是〈感謝老賊〉，〈我們不再等〉是B面我有那個卡帶。
編｜你（朱）那時有在現場嗎？
朱｜有啊我那時在聽林暐哲唱歌。那時候1990，89年抓狂歌出來，90那時候也還是有出版法，《把我自己掏出來》就是90的事，那時候卡帶也沒有上市，應該只是現場分而已，所以有那個東西都不是買來的，現在拿去網拍可能可以賣個五千塊。
用刀子把黑膠唱片刮掉的禁歌！
編｜也有人說抓狂歌裡面〈民主阿草〉是最後一首禁歌。
朱｜那有沒有被禁......1989還是有出版法，但抓狂歌裡面的歌都是准許出版的，所以說禁歌有兩階段，第一個是說可以出，第二種是送審後就不能出了連錄都不能錄。
苦｜你能舉個例子嗎？照理說都是出版以後才送審的啊？
朱｜比如說羅大佑最早期他有些demo做到一個程度時，大部份都是錄完之後才能去，啊之後你才能出。他後面的掛號寫「審 365記」就是第365次的會議，然後送出去後給人打回來你要改其中哪幾個，像〈橄欖樹〉錄好了發唱片之後，政府指示下來說不行說，結果那時候電影都錄好了，胡慧宗唱橄欖樹那個嘴型跟歌詞對不上，那就是出版法的關係。像楊祖珺其實最早在收歌的時候，美麗島是錄好的了，錄好就表示可以出版，但是出版後，所有的電台都會貼一個標籤貼「唱片A面第幾首不許播放」，有的比較慘就直接拿刀子來刮下去。
編輯筆記
朱約信與苦桑之間買賣唱片的鬥法：
朱｜所以研究音樂、寫音樂報導是虛晃一招的事情啦！重點是你要賣什麼唱片給我.。
苦｜用換的啊，我讓你買一買後面的人就不用買了。
朱｜你整間也沒要賣我幾張！我上次來挑了差不多三張還要挑第四張他說要休息了，所以說這種老闆喔。我今天說只買兩張Louise Armstrong 1958年mono版也沒要賣我，要等《我是神經病》來才換你看你…
【惟因唱碟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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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星期一到四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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